包·浩畢斯嘎拉圖
公元1206年元太祖成吉思汗建立統一的蒙古政權,奠定蒙古民族和多民族文化藝術的傳承發展控前規模的堅實基礎,開拓各民族多元文化藝術并舉的歷史先河。筆者所述以元代印章的用文的多樣性分類入手,力求闡明印章的用文種類及其傳承發展成當時文人篆刻藝術的“基礎工程”方面所做出的歷史性功績,并構成元代“印風”即:印章、印譜、印集為中心的傳承藝術風格,略一考查,望有關專家和讀者斧正。
據考證:元太祖成吉思汗發祥地的北方廣大草原上的游牧、狩獵為生的先人—牧人、獵人早在30—50萬年(舊時期時代)和1.2萬—0.5萬年前(新時期時代)就開始以磨、鋸、錐、鑿,采用泥土制作陶器,織編等原始手工勞作已初步形成(發掘于蒙古國境內的諾顏烏拉山古墓出土)。至到匈奴、突厥時期,游牧狩獵先民的文化得到長足發展:文字、藝術建筑、裝飾藝術已初具規模。已發掘的著名的“奧爾渾碑”文上刻有突厥文字已成之為名揚天下的世界文化遺跡之一,已被納入世界文化寶庫中的文化遺產史冊。還有蒙古國北杭蓋省哈夏圖蘇木境內的“貝力克可汗庫力特克碑”(碑文已被斯拉夫文翻譯后筆者用現代蒙文譯、約1200字)。再有“莫爾根道牛堯庫克汗碑”等都具有代表北方古代文字及藝術的較完備的考古文物形式,這足以說明成吉思汗本人要以改朝之后新生政權的名譽實施新的國家同用文字之“大札薩”,并頒布代表他的主張為核心的新的政令而已,決不能說在他執政之前,蒙古民族為主體的北方游牧民族尚無文字的說法是毫無根據的。在這一點從“貝力克可汗之庫力特克碑”、“莫爾根道牛堯庫克可碑”文上看到的北方游牧民族的當時使用的文字非常發達而且使用范圍廣,刻文風格獨具特色,具有很高的傳承性、規范性和章法性等考古發掘都足以佐證和推論“蒙古族尚有文字”的說法才是有根據的。
據考古資料發現:元代的印章起源于巖畫、古陶器、古瓷器,繁形于古押印,適用于宮廷、文人墨客、民間、統稱為元印和“元押”!霸骸币曰ㄑ、漢楷、蒙古文(畏兀兒及八思巴文和圖象等各種形式),官印、文人印,發展于元代文人中間。趙孟頫、吾衍等所追求“貴有古意”的美學思想倡導下發展成為吾衍的白文以漢印法,朱圭的為朱文以小篆法為核心的兩人格局,并以蒙古文-畏兀兒文字篆印、普通楷書印、草書印以及漢篆文中夾蒙古文-畏兀兒文印、八思巴篆文中夾蒙古文-畏兀兒文等類印章、后來又將八思巴文模仿九疊文#成印章等。
元太祖成吉思汗統一蒙古名部建立政權之后,面臨的文化建設不是開始造字,制字,而是怎樣統一和規范、發展當時現有的文字,如何以“大札薩”規范現行的文字用與政務活動和以及民間用文字大改革的重大問題上,當時蒙元帝國國文和其它眾多文字以及印章用文與官方用印章上用文等成為首先要解決的新課題。據《公元、塔塔統阿傳》載,成吉思汗曾問塔塔統阿印章有何作用時,塔塔統阿曰:“出納錢谷、委任人才,一切事皆用之,以為信驗耳”,“帝善之、命居左右、是后凡有制旨始用印章”。以上所述,明確地說明成吉思汗之前并不是說沒有文字和使用印章,而頒令今后將出臺制定依法用印章之法而已,從此元代的各種文字用印制度得以完善和規范,使各種文字和印章用文蓬勃發展,對橫跨歐亞的統一大帝國以國用文字和及其印章的應用方面首先進行了“大札薩”。從此、自百姓的出納錢谷、官方的委任人材、文人墨客、篆刻藝術家們的書畫、章法藝術門類迎來了大發展、大繁榮的黃金時代。
元代印章的用文字種類大概如下:
一、作為元代國文的蒙古文-畏兀兒字印章即蒙古文-畏兀兒文字印章類:見圖A

此印章是貴由可汗皇帝(是職元定宗孛爾只斤貴由于1246-1248年間繼位)之璽。
二、作為元代國文蒙古文-畏兀兒作為印章中心、漢篆書鑲刻的蒙漢兩種文字印章類:見圖B

中心部位蒙古文字為:“哈薩印納”意為玉璽。被史學家認定為成吉思汗之女阿拉嘎畢吉公主之印。漢篆文為:監圖公主人宣差河北都總管之印,刻于1207年—1219年間。

兩側刻有漢字中間刻有蒙古文字的蒙漢兩種文字印章類:圖C
中間刻的蒙古文楷書體(陽。┢渥g音為兩側的漢文-“宣差規措之印”六字的蒙古文書寫。
三、作為元代官方宮廷用八思巴文印章類:圖D1


此類印章現存豐富多彩,風格別致,數量較多《元代印風》一書中就有40余枚。
元代宮廷頒發的官印一般都從中書禮部(大都)負責制造:見圖D2
多數官印分別頒行于蒙元憲宗甲寅(1254)、中統庚申、至元戌辰,至正辛巳、至正癸卯(1363)年間,并以漢字篆刻印章已規范定形,規格為8.4cm×8.4cm—10.5cm×10.5cm印章均為陽文、非常大方規正,已達到國家皇帝用印的國家最高規定。
四、元代皇宮之用八思巴篆文和漢篆文合刻之印章類:圖F


此印右側的“皇帝”二字以八思巴文篆刻而左邊的“之印”二字亦用漢文篆刻而成,另有別致特色的是中間出現的三個符號形圖紋非常少見,難以辨認、亟待探究。
五、元代文人墨客書畫家印章類:圖S
黃惇在《論元代文人印章發展的三個階段》一文中寫到:“不過從藝術的審美角度去認識、去研究,真正將實用的印章轉化為一門文人藝術的,不能不歸功于元人”。從此標志著元代文人墨客使用印章成為時代印章藝術風格的主流,并絕大多數已成為當時的教課書,并在印章的章法、篆法上從藝術的眼光推廣和崇尚應用漢魏印章的審美藝術特征,元代贊美古漢魏印章的趙孟頫的友人吾衍所著有《學古論》二卷之上卷名《三十五舉》第十八、十九、二十舉中專述了漢魏印章法及篆法的藝術要領時曰:“漢有幕印篆,其法只是方。篆法與隸相通,后人不識古印,妄意盤屈,且以為法,大可笑也”;“漢魏印章皆用白文,大不過寸許;白文印,皆用漢篆,平正方直,字不可圓,縱有斜筆,亦當取巧寫過!边@是吾衍追求印風為篆法近隸書,隸書求方正,并多為陰印為主的白文印的藝術追求及其個性風格。
趙孟頫的精神上追求自然、清遠、古樸的藝術風格,更具特色和長期影響了元代印章篆刻界文人墨客。他在書畫上提倡“貴有古意”,借古開今,在印章藝術上也同樣提出這一主張,他在自己的集古印譜-《印史》之序言中也明確提出了崇漢審美觀,在《印史》序中寫到:“金于好古之士,固應當于其心,使好奇者見之,其亦有改弦以求音,易轍以由道者乎”。他呼吁文人改弦易轍,走“異于流俗”,“合乎古者”之道。而漢魏印章所內蘊的書法美、章法美籍風格美正是他所提倡和傳承的藝術美學之路。
元代印章的規范發展中應當排名如下文字墨客的輝煌姓名:趙孟頫(1254—1322)、吾衍(1268—1311)、盧熊(1331—1380)、楊遵、吳睿(1298—1355)、柯九思(1290—1343),鮮于樞(1257—1302)、虞集(1227—1348)、張雨(1277—1351)、吳鎮(1280—1354)、朱德潤(1294—1365)、蘇大年(1294—1364)、楊維禎(1296—1370)、饒介(?—1367);倪瓚(1306—1374)、王蒙(1308—1385)、 顧瑛(1310—1369)、宗濂(1310—1381)、王冕(1287—1359)、朱桂等。上述元代文人經過漫長的探索和艱苦做絕地奮斗,終于完成了文人篆刻藝術的“基礎工程”。在這一點黃惇先生概括了五個方面:一是草創了印論和確立了漢印審美觀;二是使印章成為中國書畫作品中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三是對易于受刃的印材的開拓;四是自寫自創的文人篆刻家的出現;五是完成了由集古印譜向篆刻家創作印譜的轉化。這些印章均渾厚雋永、酷似璀璨的晨星,神彩耀人,并在漢印的基礎上刻意求新、銳意創新,細線條開始變粗擴神暢飄逸,由于章法、線條上、內容上、形式美的吸引,傳承為許多后來文人墨客競相模仿學習的榜樣,放射出篆刻藝術的燦爛色彩。元代文人印章精品數不勝舉,《元代印風》一書中就列舉出了約270余枚。這些是以藝術風格的繁星展現于讀者篆刻家面前的精美大觀園,不僅對印章用途、印章形制、印章制度、文字差異、地域差異,印材差異及不同的刻鑿方法等對研究篆刻藝術之專家提供了一套難于多得的珍貴史料圖譜。也是難得的寶貴范本。這對研究和傳承蒙元時代篆刻印章文化藝術都具有重要研究價值。
六、蒙元時代民間廣泛繁行的押印類:圖G



在中國印章史上,對元朝大量的民間用印現象,后人統稱之為“元押”。元押印歸納約8種:一、文字押。h字押、八思巴文押、蒙古-畏兀兒文押、文字花押);二、純花押;三、圖像類押(人物類、動物類、器物類、花草類、純圖象類、圖象夾文字類、其他類);四、記押;五、合同押;六、封押;七、宗教押;八、吉語押等。元朝統一的蒙古帝國大量使用民間押印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特殊現象而后人對押印的研究仍處于粗淺的初探階段,必要以大量的押印的應用和類別辨認中對于押印現象進行更深層地挖掘研究。元世祖忽必烈為了使蒙古民族成為中原和大元帝國所轄區域的絕對主宰,并從根本上撐控中原地域為核心的廣闊的大元多民族國家的集權統治,于至元六年,元始祖忽必烈頒詔曰:“我國家肇基朔方、俗尚簡潔、未遑制作、凡施用文字、固用漢楷及畏兀兒(蒙古)字,以達本朝之言”。又曰:“朕堆字以書言、言以紀事,此古今之通制……故特命國師八思巴創為蒙古新字,譯寫一切文字,期于順言達事而已。自今以往,凡有璽書頒降者,并用蒙古新字,仍各以其國字副之”。據此,新制八思巴文主要用于官方文件、秘件、軍事印章及官印,用來拼寫拼讀蒙古語、漢語以及其他一切民族語言文字的特殊官方宮庭施用文字,有可能并沒有廣泛使用于中原地區的民間、民間仍使用于通用的漢字,但后來八思巴文押印大量進入民間即成為當今學術界進一步研究探索的新課體。元代奠基漢印者和規范者、風靡蒙元書畫界大書畫家趙孟頫在他摹古印340枚集—《印史》一書中就有所收藏許多元押音;《元代印風》一書中收集到各類押印共1296枚,其中,八思巴文涉及混用漢字押印共107枚。而這些押印的形制為方、長方、圓、人物形、動物形、葫蘆形、鼎形、琵琶形、福壽字形、符號形,另有寬邊形、無框邊形,民族紋邊形等非常豐富多彩,酷似百花齊放、百鳥齊飛、龍騰虎躍、萬馬奔騰的印章文圖寶庫世界,繪畫和雕塑出當時跨時空、跨國界、多膚色和多民族領域包羅萬象展現在人們眼前。給人以無限的遐想和多民族文化無窮無盡的魅力,具有極高的收藏價值和研究價值。
科學家已認定,現歐洲化學名稱就有800萬個,是它揭開了世界科技發展的奧密,而800年前的元代對科學界提供了打開這一奧密的金鑰匙,蒙元時代的歐亞首先走向了多民族大融化,世界大統一、大開放的第一步。實現了世界最大范圍的多民族多元文化的國家。從而,筆者認為:元代文化的大繁榮、大拓創、大融合打碎了死氣沉沉幾千年封建制舊格局,推動人類歷史發展的跨時代巨輪。無論元代印章的分類以及藝術風格還是內在的文化結構看,都放射出天堂草原——大江南北——歐亞大陸的開拓者-一人類多重文化繁榮與文明的輝煌。一枚價值連城的印章如此無窮的魅力,而《元代印風》給人們拿出了如此多的價值連城的印章寶庫、想想看,它的價值能否用數字來表述的了嗎?
方寸印章的章法、篆法、刻法可引起書法家篆刻家和畫家的審美情趣,更具珍貴的是它傳遞著時代文化及文明信息!八裳S”、“海岳庵主”、“宗道書人”、“懷玉山人”、“方俗司馬”,“訓之忠家”、“倡真齋”、“憔庚寅吾以降”、“黃鶴憔者”、“句曲外史”、“奎章閣鑒書博士”等。這些文人貫用的起初章、眉印均象耀眼的文明載體,放射出蒙元文化界嶄新的思想火花,給人以無限的啟迪和純潔美好、寧靜致遠的感受。而這些官方用印章字里行間表術著元代最高帝王政權和國文至高無上的威力、軍權以及各級地方權威治法力度等遠遠超出了它本身的審美觀,莊嚴地傳承著一代最大統一而舉世無雙的國家之尊嚴。民間廣為傳承的花押印章更具豐富多彩,個個表述著元代民生、民權政治的眾多畫面,各行各業的民間組織蓬勃發展,其押印的花紋制形來表述當時文化內函,傳遞著元代民眾用國法的嚴肅性、權威性、廣泛性。本文略考元代以蒙古文(國文)所篆刻的印章除了官印類之外,另外文人墨客印章類及民間花押印章類甚少,愿引起各界收藏家的關注發掘整理或提供這方面的信息,以便彌補蒙元圖文印章等資料的不足或空白。
巖石上不僅是一般的巖石而且是各種絕世奇石瑰寶或者那些金銀銅鐵陶瓷等諸多的印章材質上,巧奪天工地神手刻下心靈的經典文化內涵,是一個優秀民族的智慧的結晶和文明萬世永恒的象征,在那蒙元文化海納百川的印章篆刻宙宇里,愿元代各類印章的珍寶更加異彩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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